例如某个党员在公共场合吸烟，违反了国家的有关禁烟规定。
[xxiii]这种具有高度灵活性、机动性、过渡性特征的实验法，无疑是对以往有关令行禁止、有法必依这些法律信条的深刻挑战。除了平等性原则，机器学习也将不断揭开每个主体的黑箱性，从而解构匿名性、隐私性等价值所依赖的基础。
由于法律从原初的地缘和血缘空间向抽象领土主权空间扩展，因此必须以牺牲法律实质正义尤其是放弃道德主义和情感考量作为前提。而实验法之所以被形容为实验，是因为它具有下述两个不同于以往法律不学习的核心特征：第一，它设有期限。[xxv] 可参见Decentraland的英文官网介绍，来源：https://decentraland.org/cn，2018年2月12日访问。现代法律的不学习主要通过政治民主的可问责性获得正当化，而当法律不断被代码/算法替代，逐渐被黑箱化的算法/代码规制取代，民主机制也会伴随现实法律空间的瓦解失去用武之地。社会矛盾的积累不容许如此从容的学习，不允许经由认知性过程，依赖认知工具的改进，通过实验模拟过程，一步步修正和论证，最终才做出可证伪的认知性科学结论。
由于失去了一个统一化的政治和法律空间，我们很难再对不同空间的秩序构建做出一致性的协调和安排，从而就会陷入一种丧失价值衡平的碎片化治理。例如针对个体的法律诊疗、行为矫正、制裁和惩罚，针对特定公司的特定规制，针对不同个体的侵权保险机制，等等。[10] 参见前引9，李忠书，第1-7页。
要认真贯彻落实这两项法规，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拿起纪律这把戒尺，既要奔向高标准，以人格力量凝聚党心民心。关于狭义的党的纪律表述，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出现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或许是起草者认为党内法规已经包含在党的纪律、党的规矩这些概念之中了，所以，不明确列出党内法规这个概念是无关宏旨的。约定对一个概念做广义使用时，其他两个概念应做狭义使用。
[8]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求是》2015年第1期。另一方面，应当有所约定，尽可能避免在同时使用这三个概念时产生混乱现象。
[5]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党章性质的党内法规。[28]例四，认为法律制度是与宗教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道德体系等不尽相同的制度形态，是一种由法律规范构成的、规定权利与义务并具有国家强制性的制度体系。而广义的党的纪律则包括了狭义的党的规矩，如纪律检查委员会、遵纪守法、纪严于法等概念中的纪律，都是广义的。
宪法规定的主体包括：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1945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中共党员当然应是中国公民（在中国大陆之外的某些中共地下党员、白求恩等外国共产党员的特殊情况除外），但中国公民不一定是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只有8千多万党员，中国公民则有近14亿人）。不是说非要家里出了命案才需要报告。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都必须受到追究。[2]但科学的概念界定只是学术研究的开始。
而党内法规只适用于中国公民和中国政党组织中的特定主体。这里的纪律与规矩的表述，呈现出一种并列关系。
另一方面，通过严格执纪、依规治党、从严治党、全面实施党内法规等途径和方式，把我们党对人民的承诺变为行动，把对世界的宣示变为现实，用党的制度和法规切实保障人民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充分实现。[7]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这种研究和解释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政党政治实际，决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学概念、政党政治学说和政治模式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概念进一步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党内法规（党规党法）的名称。其次，是要防止法律漏洞和相互矛盾的条文，及时修改或补充法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换言之，在国家法律体系方面，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地方性法规由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它们的名称是与其立法主体、立法职权、法律位阶等相对应的。
事实上，如果法学界还是坚持长期以来我国教科书采用的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的观点和逻辑，[11]坚持认为法具有国家意志性、国家强制性、阶级性、[12]社会性、规范性等特征，那么，把其他那些非国家意志非国家强制的规范性文件戴上法的桂冠（如软法、党规党法、党内法规、习惯法、判例法、民间法等等，尽管这些行为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都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就需要对传统法的概念，乃至马工程《法理学》教科书关于法的定义做出全面修订完善，否则在法理上就不能自圆其说。根据钱学森先生的设想，法治系统工程首先要构筑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传统，即一个以宪法和党章为最高层次，以下由法律、法规、法令等组成的多层次规范控制系统。
同时，党内法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名词术语和概念事实，在从严治党、制度建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依法治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方面，愈来愈显示出它的既存性、重要性和影响力。条例对党的某一领域重要关系或者某一方面重要工作作出全面规定。
中国由于不采用西方罗马法以来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理论和标准，而采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理论和划分标准，因此在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法律制度，是法律制度的规范化和条文化表现形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而如果党内法规是一个排他性的、只能由中国共产党制定规范性文件使用的特定概念，党内外国内外其他政党主体一律不能使用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充分的理由来做出说明和解释。[26] 表2 党内法规与党的纪律、党的规矩的比较 （四）党内法规制度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与法学领域的法律体系法制法治体系等概念相比较，党内法规研究出现了两个重要提法，一是党内法规制度，二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党内法规作为执政党的行为规则，具有制定主体的特定性，适用范围的普遍性，基本功能的规范性等基本特征，[10]是国家治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解释都具有启发意义。
[22] 参见前引1，李林文。（一）党内法规的政理 我国古人对政理一词有多种解释。
在立法技术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明确划分出一个中央党内法规，虽然该《条例》没有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法规是地方党内法规，但从该规定的隐含意思中，完全可以做出存在地方党内法规的判断。为此应当通过国家和党内有关审查机制，根据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对两者可能发生矛盾或者不一致的情况进行审查监督。
党内法规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发布和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属于党内而非党外的法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我们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宣布除名。例如，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例如，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如《后汉书?张衡传》载：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13] 法治即‘法的统治，它是以民主为前提，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确保权力正当运行为重点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
当时，钱学森先生和张友渔同志都用广义的法的概念，来解释法治体系工程或法律的阶级性问题。中共党员如果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通常必然违犯了党纪党规，应承担有关违纪责任，但实践中或许也不尽然。
再一种是狭义的理解，即专门指阶级社会里的法律。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